治不好的精神疾病,要不要“姑息”?加拿大最新调查揭示精神科医生的态度转向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位亲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或难治性抑郁症,十几年辗转多家医院、试过十几种药物,病情依然反复发作——这时候,医生应该把“积极治疗”坚持到什么程度?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位亲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或难治性抑郁症,十几年辗转多家医院、试过十几种药物,病情依然反复发作——这时候,医生应该把“积极治疗”坚持到什么程度?
“姑息治疗”我们听得很多,通常与临终关怀、癌症晚期联系在一起。但把同样的理念搬到精神科,会发生什么?2025年初发表在《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的一项全国调查,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从肿瘤科走出的“姑息精神病学”
姑息治疗的核心思路其实不复杂:有些病无法根治,但患者依然活着、依然有感受,这时候的治疗目标应该从“治愈”转向“减轻痛苦、提升生活质量”。
这套理念在肿瘤科已经非常成熟。过去十几年,一批精神科医生开始思考:对于难治性的严重精神疾病(SPMI,severe and persistent mental illness),是否也能借鉴同样的思路?
这就是“姑息精神病学”(palliative psychiatry)的来源。它由瑞士学者 Trachsel 等人系统提出,主张对部分长期住院、反复发作、对常规治疗反应差的患者,不再以“治愈”为唯一目标,而是接受疾病的慢性本质,把医疗资源集中用于缓解症状、恢复社会功能、减少主观痛苦。
但这个理念并不容易被接受。它暗含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减少积极干预”的边界在哪里?
二、加拿大调查说了什么
这项研究是首次在加拿大语境下系统量化精神科医生对姑息精神病学态度的调查,调查工具改编自 Trachsel 在瑞士德语区使用的成熟问卷。
调查的核心问题大致包括:是否认同姑息治疗理念适用于某些 SPMI 患者;在什么条件下愿意降低积极治疗强度;对“将治疗目标从治愈转向舒适”这一表述是否接受;以及如何在伦理上区分“姑息”与“放弃”。
初步结果显示,受访精神科医生总体呈现一种谨慎的开放态度——多数人承认,对于真正难治的患者,传统“不治愈不罢休”的路径可能反而成为痛苦的来源。但他们同时强调:必须严格定义适用边界,避免被外界误读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放弃”。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加拿大是全球少数将医疗辅助死亡(MAID)合法化的国家,且已经在讨论将其适用范围扩展至精神疾病。在这种社会语境下,精神科医生对“何时停止积极干预”的讨论,伦理压力格外突出。
三、“姑息精神病学”到底怎么做?白话版解释
很多读者可能还是觉得抽象。我尽量用日常语言拆解一下:
第一,重新定义治疗目标。 不是“一定要让症状完全消失”,而是“症状存在的情况下,患者能不能正常吃饭、睡觉、与家人相处”。前者叫 remission,后者叫 recovery——两者并非总是一回事。
第二,接受疾病的慢性本质。 就像高血压目前不能根治、需要终身管理一样,部分 SPMI 患者可能也需要把疾病当作一种“需要长期共处”的状态,而不是一场“必须打赢的仗”。
第三,重新分配医疗资源。 把一部分原本用于反复住院、密集换药的资源,转向社区支持、长期随访、症状管理、副作用控制。
第四,引入预先护理规划(advance care planning)。 在患者状态尚可时,提前讨论:如果将来疾病恶化、出现危机,希望医生怎么做?这种做法在老年医学中很常见,在精神科才刚刚起步。
四、为什么普通人也该关注这件事
你可能不是精神科医生,也不是政策制定者,但这件事和你有关,因为它触及三层问题:
对患者和家庭:如果身边有长期严重精神疾病的亲友,了解“姑息精神病学”这个概念有助于建立更现实的预期——不是所有精神疾病都能“彻底治好”,“带病生活”也可以有质量。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对一个家庭来说却是认知上的巨大转折。
对临床伦理:传统精神科训练强调“不放弃任何患者”。但如果积极治疗本身已经成为痛苦的来源呢?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题,而是需要在医患之间反复沟通的灰色地带。
对公共政策:当医疗资源有限时,把姑息理念引入精神科意味着重新分配资源——从反复住院转向长期社区支持。这是一个尚未充分讨论的议题。
五、需要冷静看待的几件事
在我把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前,有几件事必须说清楚:
- 这是一项态度调查,不是干预试验。它反映的是医生“怎么想”,不是“这样做了效果如何”。证据等级有限。
- 姑息精神病学不是放弃治疗,更不等同于安乐死或医疗辅助死亡。它讨论的是治疗目标的调整,不是生死决策。
- 目前该领域尚无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证实其对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绝大多数证据仍来自伦理讨论和小样本研究。
- “哪些患者真正适合姑息路径”在学术界远未达成共识,任何临床决策都应在精神科医生充分知情讨论后做出,不应被简单套用。
六、未来会怎样
姑息精神病学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未来几年大概率会沿着三个方向继续发展:
一是更精细的患者分层——哪些 SPMI 患者真正属于“难治”,需要更可靠的生物学和临床标志物,而不是凭经验判断。
二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加拿大、瑞士、德国的态度调查会扩展到更多国家,不同医疗体系和文化背景下,医生和患者的接受度可能差异巨大。
三是与医疗辅助死亡的边界讨论——尤其在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等已合法化 MAID 的国家,精神科姑息与 MAID 的关系会被持续辩论。
写到这里,你会发现:“治不好怎么办”这个问题,远不只是医学技术问题,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痛苦、接受局限、以及如何与慢性病共存的价值判断。
如果你对这类“医学前沿、但中文媒体还没跟上”的话题感兴趣,欢迎关注。我们下期继续聊。
主要参考文献:Trachsel et al. (Swiss original questionnair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25; PubMed ID: 42585301
原文来源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2585301/
来源类型:PubMed 文献 · 日期:2026-09-23
边界声明 · 这项研究不能证明什么
本文为一手来源的中文编辑导读,结论的适用范围与证据强度以来源原文为准;不构成医疗、投资或其他决策建议。
AIGC 内容说明
本文由 AI 辅助起草,经今山海编辑部人工核对事实、来源与边界后发布。修订与更正将在本页留痕。